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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编了十年道藏的黄裳，居然表现得非常激动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此怪诞邪说也！五行德运，更是无稽之谈。圣天子治国，当遵经持正，不可相信那些虚妄之言。”

    朱国祥面带微笑：“爱卿为何如此反对？”

    黄裳激动得站起来，说道：“旧宋初年，饱学之士哪个不反对这些？臣是学《易》的，宋易之学说成就，便是否定汉易之谶纬！就连昏君赵佶，那般沉迷祥瑞，都把日月食从天人感应当中剔除！”

    从北宋开国，一直到宋徽宗登基，天人感应之说不断被瓦解。一方面剥离灾异的影响，一方面引入阴阳做补充。

    北宋中期编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对此就有直观体现。

    这本书打破了《汉书》以来的千年传统，只记载灾异，不记载灾异应对的事件。大概意思是，对未知现象心存敬畏即可，不要跟现实胡乱联系起来。

    变法来了。

    日食、月食、地震、彗星频繁出现，守旧派以此攻击变法派。

    王安石当然要反击，其中最激烈的手段，就是把《春秋》从科举中剔除，只因《春秋》里面记载着许多怪异感应。

    这个时期，天人感应遭到官方打压。

    守旧派得势，虽然又给掰回来，但整体趋向于理性。

    直至宋徽宗登基，大搞祥瑞之事，天人感应卷土重来，就连正直大臣都被潜移默化，整体的社会风气已经变得神神怪怪。

    不过即便是宋徽宗，也下诏把日月食从天人感应中剔除，认为那是古人不懂天文在瞎联系。

    宋徽宗为啥这样做？

    因为这货自己懂天文啊，他知道日月食的成因，知道五纬退留现象，甚至初步认识到轨道差异。

    这是天文学的进步！

    朱国祥看向萧楚、胡安国：“两位如何看待五行德运？”

    萧楚说道：“无稽之谈。”

    胡安国道：“或有其事。”

    这两位都是程颐的学生，都深入钻研《春秋》，但他们的观点却迥异。

    萧楚重经而轻传，无视细枝末节，直指春秋大义。

    胡安国却属公羊派，重的便是公羊传，特别相信天然感应那一套。

    朱国祥问胡安国：“胡先生觉得天人真可感应？”

    胡安国说：“这里的天，特指天理。准确来讲，应该叫理人感应。天降灾异，是天理在警示人间。只要世间君臣施行德政、以民为本，警惕华夷之辩，弘扬春秋大义，灾异就会不再出现或变少。”

    “朕明白了。”朱国祥点头道。

    三人离开之后，朱国祥提笔写中旨。

    他以德高望重、才学过人、能力出众为由，提拔黄裳、萧楚两人做阁臣。

    这是皇帝的权力！

    提拔宰相有两种方式，一是皇帝亲自提拔，二是阁部官员商讨推举，再由皇帝点头确认。

    一般情况下，中旨若是涉及军国大事，要变成真正的诏书才有作用（也可以像宋徽宗那样掀桌子）。

    朱铭的安排是，通政院负责内制，内阁负责外制。

    两道中旨发去通政院，梁异立即写成诏书，六科无权封驳此事。

    任命新阁臣的两道诏书，很快就发去内阁。

    张根看了默然不语，因为这不是跟他们商量，而是直接向他们宣布结果。

    内制属于皇帝亲发的特殊诏书，内容包括册封皇后、太子，提拔宰相、尚书，又或者大告天下百姓。

    内制起草权已经交给通政院，内阁这边无权过问。

    “官家在怄气。”翟汝文看完诏书之后说。

    李邦彦没好气道：“我早说不要封驳官家的中旨，新朝德运不立就不立嘛，何必搞得君臣之间不舒服？”

    种师道自从入阁为相，仿佛变了一个人，处处遵循文官德行，他说道：“确立新朝德运是大事，就算不信天人感应，当成一种礼制也该遵循。官家何必一意孤行呢？”

    就在此时，一个中书舍人进来：“陛下又有中旨。”

    张根拿到手里一看，顿时苦笑道：“官家说，从今以后，阁臣定下名额。首相一人，副相一人，辅相五人。内阁封驳中旨，需要七位宰相投票，至少得有四票才能封驳。”

    翟汝文一把夺过中旨，阅读之后叹息：“官家不是在怄气，而是已经动怒了。”

    张根颓然坐下：“谁来拟诏？”

    “我来吧。”翟汝文说。

    这种诏书，可内可外，即让内阁或通政院颁布都可以。

    朱国祥故意把中旨发到内阁，让阁臣自己写约束自己的诏书。

    他们也可以拒绝，让皇帝改走通政院的路线。

    但那种做法